優(yōu)選答案契訶夫，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shù)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jié)構(gòu)緊湊，情節(jié)生動，筆調(diào)幽默，語言明快，富于音樂節(jié)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從日常生活中發(fā)現(xiàn)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jié)進行藝術(shù)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shù)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于變相、投機鉆營者的代名詞；后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征。
下面是更詳細的簡介了：
契訶夫，?。保?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nóng)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chǎn)，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只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xù)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yī)學系。1884年畢業(yè)后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y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chuàng)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發(fā)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yōu)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yōu)良傳統(tǒng)，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xiàn)象，如寫卑欺強節(jié)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wèi)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計和缺乏經(jīng)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chǎn)。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fā)，開始嚴肅對待創(chuàng)作。寫于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xiàn)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nóng)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睹铡?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chǎn)階級環(huán)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shù)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fā)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jīng)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guān)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shù)。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chuàng)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xiàn)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chuàng)作戲劇。獨幕劇《結(jié)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nèi)容和喜劇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jīng)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里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diào)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chuàng)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彼_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于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guān)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jiān)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后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guān)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yǎng)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莊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jié)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jié)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chuàng)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蕩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饑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并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guān)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xiàn)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diào)藝術(shù)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nóng)民》(1897)以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反映了農(nóng)民的物質(zhì)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后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并描繪了農(nóng)村資產(chǎn)階級——富農(nóng)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nóng)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于《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后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顒拥莫M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chuàng)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并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nèi)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于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莊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fā)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zhì)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蕩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準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chǎn)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xiàn)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向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于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chuàng)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chuàng)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shù)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shù)細節(jié)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nèi)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fā)他對丑惡現(xiàn)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lǐng)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lǐng)”。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chuàng)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jié)，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臺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xiàn)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chuàng)的藝術(shù)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合作，對舞臺節(jié)術(shù)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訶夫在世界文學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說和莫泊桑齊名。歐美許多作家談到契訶夫的創(chuàng)作對20世紀文學的影響。在中國，在契訶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說就被譯介過來。他的劇本《海歐》、《萬尼亞舅舅》、《三姊妹》和《櫻桃園》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鄭振鐸和曹靖華等譯成中文。以后，魯迅藝術(shù)學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貨》、《求婚》和《紀念日》。瞿秋白、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對契訶夫都有過論述。他的小說和戲劇幾乎全部有中譯本。
“在舞臺上得讓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樣復雜，同時又那樣簡單。人們吃飯，僅僅吃飯，可是在這時候他們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們的生活毀掉了。”
——契訶夫